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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战伪钞!抗日特殊战场,日本“松机关”印40亿伪钞,戴笠出手

作者: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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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东方的两个国家在战场上展开了惨烈的厮杀。然而除了战场上的交锋,一股暗流也在形成。

(一)日本的狼子野心

1938年,刚刚沦陷一年的上海,一群日本人悄然进驻,他们是当时日本民间印钞厂的技术骨干。他们身上并没有日本陆军的军装,但是却受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刺刀”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

原来,东条深知在战场上日军无法让中国人彻底臣服,只能通过经济上捅刀子,让中国失血过多而不战自溃。这些印钞厂骨干这次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制造当时中国市面上主要流行货币的伪钞,并且把它们散布出去,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这群人在日军内代号“松机关”。松机关在日军内部保密程度极高,堪比当时日本最保密的间谍机关满铁调查部。

日军发动侵华

当时,重庆方面流行的货币是法币,而丢人的是由于技术落后,重庆方面并没有制造法币的技术,所有技术都是来源于欧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港缴获了一大批法币的制造模版——这些都是英国人受南京方面委托,用于印法币的工具。松机关拿到这批模版如获至宝,立刻开始了印制假钞工具。一大批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法币5元和10元从上海制造出来。然后日本人在通过青帮等帮会组织,日控贸易公司和日伪特务把这些伪钞散布进国统区。很快,国统区市场上就充斥了这些伪钞。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人通过松机关,一共印制了超过40亿法币伪钞,在战争前期从中国掠走了大量财富。

法币

除了重庆方面,延安也是松机关的目标。在山东河北等解放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假冒冀南币、北海券、边区币。1943年,仅北海银行就在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发现了十几种北海券伪钞。伪钞在整个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看不见的血雨腥风。

当时根据地的主要货币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重庆方面和延安方面都有自己对付伪钞的方法。华北各根据地立刻更换防伪方案,并且派出经济组严查伪钞,捣毁了日本人掌控的多条伪钞来源通道。而且当时延安方面的钞票印制工作十分简陋,导致拥有高精尖技术的日本人反而对其摸不着头脑,在这场大对决中败下阵来。

而重庆方面面对伪钞的方法就更简单:自己给自己制造通货膨胀。当时重庆的各路达官贵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援助通道,导致川滇黔等地区物价飞涨。加上重庆自己滥发钞票,导致法币的巨大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7年间法币发行量超过1000多倍,日本印制的小额五元以及十元法币很快就在市场上变成了废纸。当时主导松机关工作的日本经济学家山本宪藏看到重庆的巨额通货膨胀,不禁哀叹道:“中国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

(二)中国的反击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日本人敢于主导利用伪钞进行对华经济战,那么别怪对方还手了。在国统区破获了日本伪钞战的企图之后,军统也很快成立了对日伪钞战的小组。小组成员负责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军统少将邓葆光。

邓葆光

邓葆光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通”。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经济系,在中日还没有全面交战的1934年就开始研究对日经济战。随后被戴笠收入囊中,成为了驻汉口的军统经济组组长。此次,将由他全面负责对日伪钞战。

邓葆光从印刷局也调来了一批印钞工人,并且利用特工收集流通在日占区的所有种类钞票,开始在重庆印制伪钞。随后,通过驻上海的贝祖贻(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的父亲)流传到日占区。然后,各路军统特工利用这些伪钞抢购物资,收买伪军军官,希望通过此来打击日本人和汪伪的经济。

然而,中国伪钞技术并不像日本人那么高超,很多制造的伪钞被松机关的特务们一眼识破,导致了许多军统间谍和投诚的伪军军官被抓。这时候一个双面间谍出来改变了这一个局面,他就是林顶立。

林顶立是对岸岛上的人,当时宝岛已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了,不过林顶立却十分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他名义上是黑帮老大,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头头,但是背地里却是戴笠埋在日本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当邓葆光因假钞被屡屡破获而头疼不已的时候,林顶立走上了门。

他可以第一时间提供日本查获伪钞的情报,使邓葆光手下的经济组立刻转变印钞策略,使得军统将损失降到最小。整个抗战期间,军统通过对日伪经济战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戴笠也因此养起了包括忠义救国军在内的大量非正式武装,邓葆光和林顶立居功至伟。所以抗战胜利后,邓葆光被赋予接受上海敌产的重要任务,而林顶立则成了宝岛光复后首任保密局的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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