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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讨所、欧盟研讨所所长

关键词:德国 失稳 难民危机 右翼民粹主义

内容提要

自欧洲难民危机以来,特别是2017年9月德国大选之后,德国呈现了日渐失稳,即安稳性失效的情况。构成德国失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难民危机无疑是催化剂,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挑选党使用难民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异军突起,则是固化剂,可是,深入分析得出,德国社会发作的变迁,即实践存在的或感知到的社会不平等的加重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德国日渐失掉安稳性,这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包含:德国政府的管理才干下降、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与投入受限和德国在世界层面的作为缺少国内民意支撑等。归纳来看,德国现在的不安稳将不是一个暂时的、短期内会消失的现象,而是一个“新常态”,其对德国在欧盟以及世界层面的投入都会发生耐久的影响。

长时间以来,德国是一个以安稳为导向的国家,这种安稳性体现在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是,至少自欧洲难民危机以来,特别是2017年9月德国大选之后,德国的这种安稳性中注入了不确认性,德国呈现了日渐失稳,即安稳性失效的情况,由此,一个传统上考究“次序”(Ordnung)的国家也间或呈现了“失序”(Unordnung)的现象。与此相应,德国作为欧盟内的“安稳锚”的效果也在衰减,由此使得在多重危机冲击下变得动荡不安的欧盟缺少了赖以依托的支柱,欧盟的未来也因此变得愈加不确认,德国与欧盟追求在世界上扮演更大人物的大志遭到严峻应战。

1德国的安稳性与日渐失稳

从西方国家比较来看,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是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适当安稳的国家,迄今,德国政府只发作过一次完全的更迭:1998年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由社民党与绿党组成的红绿联合政府,替代了此前科尔领导下的、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黑黄联合政府;在其他情况下,都仅仅一个联合执政同伴被更换掉,由此,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政府方针的延续性。并且,德国社会以共同文明为特征,政治决议方案进程重视充分地洽谈和广泛地社会参加,以寻求最大的社会共同,这也使得德国常常推广的是渐进式变革。

从前阅历了“经济奇观”的德国秉持反通胀的传统,奉行稳健的经济方针,整体上经济开展一向平稳,共同后到21世纪初只呈现过两次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即1993年的-1%和2003年的-0.7%。哪怕是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迸发,德国经济在阅历了2009年的大幅阑珊(-5.6%)之后,在欧盟内首要回暖,而德国经济的“鹤立鸡群”又恰恰部分得益于其协作型劳资同伴联系,特别是“短时作业”准则功不可没。

可是,至少自2015年9月欧洲难民危机迸发以来,德国的这种安稳性大打折扣。例如,从2017年9月24日的联邦议院推举,到默克尔在2018年3月14日第四次中选联邦总理,期间组阁的曲折历经171天,是(联邦)德国前史上最长的一次。一开始由于社民党不肯再次入阁,默克尔不得不测验与自民党和绿党组成跨左右阵营的三党联盟,无法试探性商洽终究以失利告终,好在社民党领导层在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说服下,牵强心回意转,再次与基民盟/基社盟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可是,这一新政府执政以来,一向处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不只要时任基社盟首领、联邦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在难民问题上有意叫板默克尔,一度要挟到基民盟与基社盟这两个姐妹党之间的联盟,还有社民党由于继续走低的民调数据,随时有退出联合政府的或许。

与此一起,德国社会内的共同正在被日渐添加的不合所割裂。例如,在欧洲难民危机迸发之初,默克尔的边境敞开方针得到了绝大大都德国民众的支撑,德国处处洋溢着“欢迎文明”。在难民潮继续发酵并带来比如国内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后,德国社会在难民问题上构成了欢迎与排挤两种天壤之别的态度和阵营。并且,德国社会的攀谈与对话文明也在衰退,例如,发端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欧洲爱国者抵抗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的追随者是所谓“愤恨的公民”(Wutbürger),他们并不肯意与政治精英进行对话,而是甘愿走上街头进行对立。人们一个遍及的感知是,德国这个向来考究次序的国家,内部也被注入了某种无序,由此,人们的不安心情也在上升。

2德国失稳的原因

危机的发酵与继续影响。2015年9月,欧洲难民危机迸发,默克尔总理决议敞开边境,接收很多来自中东、特别是叙利亚的难民。默克尔其时作出这一决议,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因势而为。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敞开国门方针”被各地的难民误解为欢迎之举,蜂拥而至的难民使德国的接收和安顿才干不堪重负。可是,这起先并没有影响德国社会由于前史原因构成的、对需求救助者的“欢迎文明”。可是,跟着2016年新年除夕夜在科隆迸发大规模性侵案,由此难民问题演化为国内安全问题之后,德国国内的言论发作了转向,逐步在“敞开”与“关闭”边境的不同建议之间构成了一条新的分岐线。这也迫使默克尔政府再三收紧难民方针。事实上,依据德国联邦内政部的数据,在德国寻求流亡的人数在阅历2015年89万的顶峰后,敏捷下降,2016年、2017年已别离下降为28万、18.7万,2018年全年新进入德国的难民数更是只要16.2万,乃至低于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设定的18万至22万的年度难民接收人数区间。

默克尔尽管迫于国内压力再三收紧了难民方针,可是,她在难民流亡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未不坚定。不过,反思难民方针,她供认自己所犯的过错是,在曩昔,在欧盟边境国家如意大利、希腊等遭受难民问题冲击时,德国一尘不染,以为这是外部边境国家的问题,出于本身利益考虑,德国不肯意去修改于己有利的《都柏林条约》。在欧洲难民危机迸发之后,德国企图强力推进欧盟其他成员国分摊难民,可是,其他成员国、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以为这是“德国的问题”,而不是“欧洲的问题”,回绝接收难民配额,由此构成了欧盟内部在难民问题上的“东西不合”。难民问题难解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欧盟各国因地理方位不同而诉求各异,欧盟外部边境国家关心难民的“初次移动”,而内陆中心国家则想要阻遏难民进入欧盟后的“二次移动”。由于欧盟内部在难民问题上难以到达共同,欧洲共同流亡系统的变革难以实质性推进,因此,尽管进入欧盟的难民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可是,在新的导火线点着下,难民问题随时有进一步发酵的或许。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挑选党的兴起与冲击。德国由于前史原因,长时间以来一向被以为是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免疫力的国家。基社盟元老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曾在1986年说过一句闻名的话,意即基社盟(后来被延展到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的右翼不能再有任何政党安身。这足以证明联盟党对右翼选民的交融才干。可是,德国干流政党遍及存在着往中心靠的趋势。基民盟在默克尔领导下,往中心移动的趋势更为显着,乃至被以为呈现了“社民党化”,导致联盟党和社民党这两大全民党之间的区分度削弱。联盟党往中心靠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其右翼呈现了空档,德国挑选党则钻了这个空档,使用欧债危机带来的“时机结构”,成功跻身德国政党谱系。

德国挑选党在2013年首要是作为一个疑欧政党建立起来的,首要对立默克尔提出的“欧元亡,欧洲亡”的“别无挑选论”;德国挑选党以为,德国还有挑选,例如欧元区的崩溃。作为一个单一议题政党,不少调查家曾以为它在德国政坛会像当年海盗党相同稍纵即逝,可是,欧洲难民危机的催化,以及德国挑选党在内部割裂后——2015年7月贝恩特·卢克(Bernd Lucke)领导下的经济自由派出走,另建新党——的进一步右倾,给它带来了一场场的选战成功。在2013年联邦议院推举中被挡在5%的进入议会的门槛外之后(得票率为4.7%),德国挑选党先是在2014年进入了欧洲议会,这以后一发不可收,迄今现已进入了德国悉数16个州的州议会。在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推举中,也一举斩获12.8%的选票,在德国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后,它成为议会内最大对立派。德国挑选党在各次推举中高举对立默克尔的难民方针的旗号,招引了很多对默克尔的难民方针不满的对立选民。德国挑选党特别对立穆斯林,着重“伊斯兰教不是德国的组成部分”。在反难民、反伊斯兰教之外,德国挑选党保留了其疑欧的本性,在2019年1月举办的欧洲议题党代会上,该党要求欧盟进行急进变革,回归民族国家,并提出若无法完结其所要求的变革,德国应该退出欧盟(Dexit)。

未来,德国挑选党有望长时间在德国政党体系中安身,这也是由于迄今其他政党无法在难民问题上提出更有招引力的方案,来消解选民的不安心情。这也意味着,德国的干流政党有必要做好与德国挑选党长时间同处与竞赛的预备。

德国社会不平等的加重。在调查家看来,现在德国的社会不平等情况很显着。德国经济研讨所(DIW)所长马塞尔·弗拉策尔(Marcel Fratscher)乃至得出结论,任何一个其他工业国家在收入、产业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问题简直都没有德国这样巨大。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的“WSI分配监督表”也标明,今日德国人之间的收入距离比20年前大得多。在收入分配方面,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3,略低于欧盟均匀水平。但分配目标中后40%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在考虑通货膨胀情况下)从21世纪以来一向在下降,而前10%人员的收入呈现出远超均匀水平的增长率,呈现这一开展态势的一个原因是本钱收入的重要性与日剧增。与其他国家比较,德国低工资收入者——毛小时收入为均匀小时收入的三分之二及以下的份额——特别高,在2014年到达22.5%,而依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欧盟均匀水平为17.2%。在私家财物保有方面,德国的散布也很不均匀,所谓的财物基尼系数在2014年为0.76,而欧元区只要奥地利与德国情况差不多(0.77);德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约60%的总净财物,远高于经合安排国家50%的均匀水平,而德国最底层的20%的家庭乃至不占有财物约9%的家庭乃至具有的是负财物。整体上,与相似殷实水平的国家比较,德国是一个倾向于不平等的国家。并且,德国民众感知的不平等要大于实践的不平等,例如,一项研讨标明,大都德国人(52.8%)以为德国社会归于“金字塔形”,而事实上,德国的收入分配更接近于“洋葱形”。别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德国人口中的贫穷人口在添加,21世纪前5年增幅尤为显着。这儿的贫穷人口是指,其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按需求加权后均匀家庭净收入的60%。依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德国的贫穷率到达15.7%,这是德国共同以来的最高值。德国最近几年贫穷率的上升,与移民也有联系,由于一般有移民布景的人一开始具有的收入较低。问题在于,尽管德国近年来经济景气情况良好、失业率继续呈现新低,可是,贫穷现象并未削减。反倒是与曩昔比较,贫穷人口一旦堕入贫穷,更难以走出贫穷。不只如此,贫穷线以上的人的上升机会也下降了,而其滑向贫穷的危险却添加了。

社会不平等也体现在区域差异上,特别是德国东部与西部之间以及结构单薄区域与经济繁荣区域之间的落差,也反映在选民的推举办为上。在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推举中,在德国东部,德国挑选党是仅落后于基民盟的第二大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挑选党乃至以0.1%的弱小优势,成为了该州最大的政党。由此标明,德国挑选党是东部不满者的“蓄水池”,选民挑选该党更多地不是出于对其理念的认同,而是为了给柏林的决议方案者开一张“蓝色罚单”(德国挑选党的代表色为蓝色)。不只原先默克尔的支撑者出于对政府以及干流政党的对立转而投票给德国挑选党,并且,许多曾经不参加推举的选民也被德国挑选党发动起来,以至于参选率较之往届推举有所上升(到达76.2%)。德国挑选党特别在东部获得了更高的得票率,这显着遭到了难民危机的大幅推进。东部弱势集体遍及的片面感知是,难民得到了政府的优待,而他们这些本国的小人物却被政府有意无视了。因此,从选民的推举办为来看,在德国共同近30年后,东部民众仍然没能消化两德割裂所带来的剧变与裂缝,东西部民众仍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文明。

社会不平等的加重构成了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德国政治家也认识到处理社会联合性的缺失问题是德国社会的燃眉之急。例如,默克尔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标题便是《欧洲新复兴,德国新生机,国家新联合》。文件清晰表明,政府将增强社会联合,战胜现已构成的割裂;将认真对待公民的惊骇并加以应对。需求指出的是,社会不平等也带来了社会安全感缺失的问题。尽管世界比较来看,例如依据暴力犯罪率,德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可是,这种客观上的安全与人们片面上感知的不安全构成了显着反差。这种落差是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如科隆性侵案而加强的,但它也是与相关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的,例如难民移民的融入情况不抱负、对外来者的排挤以及对国家行政、司法和警察机关缺少信赖等。

3德国失稳的影响

德国日渐失掉安稳性,这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在德国国内,失稳使得联合政府羁绊于内部的争持,难以着眼于长时间施政,简单给选民构成政府管理无能的形象。这种失稳也使得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削弱,并且,德国显现出日益内顾的趋势,其“欧洲任务”进一步衰减,由此在欧盟层面的投入志愿下降,这也特别体现在德国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变革方案未能有用回应上。而欧盟的趋弱,使得德国以及欧盟想要在世界层面有更大作为遭受瓶颈。

德国政府的管理才干下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自责地表明,新政府在组成后并未专心于执政,而是疲于内部争持。在德国挑选党民调得票率居高不下的布景下,干流政党、包含执政党显得一筹莫展,它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施政,而是在于怎么能凸显本身形象,从德国挑选党身上赢回其丢失的选民,而联合政府内必要的联合成为了牺牲品。更大的问题在于,干流政党并无应对德国挑选党的良方,它们往往倾向于仿效乃至复制后者的方针建议,或许至少在态度取向上向后者挨近,而这种战略并非一向有用,在更多的情况下,反而增强了德国挑选党态度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然后进一步推高德国挑选党的得票率。一起,为了应对来自德国挑选党的应战,德国政府倾向于推出能短期收效的、取悦于民的方针,而关于那些长时间才干收效的结构性变革,则不得不放到政府议程的非必须方位。

此外,德国挑选党进入议会后,对政府的执政发生某种控制。尽管德国挑选党在联邦议院中作为最大对立派,单靠本身力气并不能阻遏政府有关方针和法令的出台,可是,它惯用的手法是挑起纷争,用剧烈乃至寻衅的言辞,引起媒体和大众的留意,在干流政党群起而攻击时,再把自己渲染成被干流政党故意污名化的牺牲者,以获取选民的怜惜。为此,执政各党瞻前顾后,由于忧虑相关方针或许对本身民调数据带来晦气影响,其退让的志愿下降。

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挑选党关于干流政党更严峻的应战在于,它对德国的代议制民主体系提出应战;它对立居高临下的建制派精英与民众脱节的决议方案,宣扬全民公投。这一影响之所以严峻也是由于德国选民中持民粹主义倾向的人在添加:依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18民粹主义晴雨表”的数据,德国2018年有近三分之一(30.4%)的选民支撑民粹主义态度,与2017年(29.2%)比较有所添加,而清晰非民粹主义选民集体有所缩水(2018年为32.8%,2017年则为36.9%)。特别是在政治中心阶级,持民粹主义态度者的增幅和持非民粹主义态度者的减幅都是最大的。由此,民粹主义成为了德国挑选党在政治中心阶级的“特洛伊木马”。

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和投入受限。德国在欧盟各国中归于拥欧程度高的国家,特别是德国的政治精英同享支撑欧洲一体化的“宽恕共同”(permissive consensus),即使在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乃至这以后的欧债危机期间也是如此,这一对欧洲一体化支撑的安稳性首要得益于德国在欧盟内主导的经济方位以及国内政治体系中不存在强壮的疑欧政党。可是,跟着德国挑选党的兴起和在德国政党体系中的方位日益安定,尽管德国政治精英的拥欧情结并未受影响,乃至倾向于经过进一步拥欧来抵挡来自德国挑选党的疑欧心情的侵袭,例如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将“欧洲的新复兴”放在首要方位,但由于遭到德国挑选党及其相关民意的掣肘,拥欧的政治精英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勇气和才干显着缺少,这也特别体现在德法两国政治精英在重启德法轴心上“心。

整体上,德国由于国内要素控制而在欧盟内呈现领导力缺少,迄今无法弥合欧盟成员国之间在难民问题上的“东西不合”以及在经济方针问题上的“南北不合”,并且,德国受内政驱动的不退让态度,使得欧盟内更难以到达退让,内部的裂缝也愈加显着。2018年12月中旬举办的欧盟峰会仍然未能处理上述问题。首要,尽管德国有意推进将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队(Frontex)扩建成一支真实的欧盟边境警察部队,其他成员国也表达了相同的志愿,但一旦触及到让渡主权,相应的变革就立刻堕入阻滞;在触及特别有争议的《都柏林条约》变革、包含难民分摊问题上,欧盟峰会文件只能停留在呼吁各国“作进一步尽力”上,事实上德国也知道,它想要推进的难民强制分摊方案现已夭亡。在欧元区变革方面也发展寥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讲演中重塑欧洲的宏伟蓝图已所剩无几,尽管默克尔终究附和马克龙所强烈要求的欧元区预算,但并不是作为其所期望的独立预算,而是作为欧盟预算的一部分,并且其数额也很或许离马克龙的想象相去甚远。由于默克尔受德国国内约束不或许作出大的退让,并且以北欧国家为主的所谓“新汉萨同盟”(包含荷兰、芬兰、瑞典、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尔兰等8个国家)在欧元区变革问题上划出红线,对立把欧盟变成一个“搬运付出联盟”。因此,欧元区预算终究或许仅仅一笔更具标志意味的小资金,即使如此,此预算也要在欧盟2021至2027年中期财务结构的商量进程中加以确认。终究,在欧元救助基金“欧洲安稳机制”(ESM)的变革上,德国一度想要将此改构成相似于世界钱银基金安排的“欧洲钱银基金安排”,可是,这一想象也被放置了。

德国在世界层面的作为缺少民意支撑。最晚从默克尔总理2013年进入第三届任期以来,德国政府致力于推广活跃有为的交际方针,追求参加建构世界次序,承当更多的世界职责。时任德国总统高克提出德国人不能由于前史原因此自我矮化,而应在世界政治中,更及时、更坚决和更切实地投入。德国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也展示出了活跃斡旋的人物。可是,2014年5月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一份民调现已显现,有60%的被询问者对立德国承当更多世界职责,只要37%的人持赞附和见,并且,德国人特别对海外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只要13%的人以为,军事行动是一种适宜的交际方针手法。在接下来几年,在德国交际部和国防部等的公民启示活动的促进下,德国人关于德国增强在世界危机上投入的志愿略有增强,可是,在2017年10月科尔伯基金会的民调中,德国民众仍然倾向于在交际方针上持抑制态度:52%的被访者持抑制态度,而支撑德国增强投入的人仅为43%。

德国政治精英追求德国在世界层面扮演更大人物,最新的例子是,在德国的争取下,德国从2019年1月1日起再次担任为期两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可是,政治精英的世界职责诉求和民众支撑方面存在明显落差。在德国国内安稳性下降的情况下,不只德国各政党就德国在世界层面的作为更难以到达共同,并且,民意支撑缺少的控制效果会进一步增强。在上述科尔伯基金会2017年的民调中也显现,德国挑选党的选民中有78%的人要求德国在世界层面坚持抑制。这无疑关于想要从德国挑选党身上赢回丢失的选民的干流政党而言并非好消息。

结 语失稳已是德国的“新常态”

在默克尔2018年10月宣告不再竞选连任基民盟首领以及在本届总理任期于2021年秋季届满后不再追求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后,近十多年来代表德国安稳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一度使得德国政局的不确认性猛增,这特别反映在基民盟的党魁之争上,三位提名人中有两位被以为归于默克尔方针的对立派。跟着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 gret Kramp-Karren bauer)在2018年12月7日中选基民盟领导人,德国现联合政府提早割裂的危险有所下降,可是,“后默克尔年代”的许多不安稳性仍然存 在:克兰普-卡伦鲍尔需求弥合基民盟内部以及基民盟与基社盟之间的裂缝,基社盟新领导人、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Söder)也需求消化前领导人泽霍费尔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而社民党安德雷娅·纳勒斯(AndreaNahles)仍然面对着党内以青年团为首的“反大联合政府”(NoGroko)派的寻衅。此外,在2019年,德国除了不来梅州议会推举,还将迎来三个东部联邦州(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州议会推举,而人们遍及忧虑,德国挑选党的得票率会进一步攀升,乃至会在萨克森州成为州议会的榜首大党。并且,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推举火烧眉毛,遍及的调查结果是,欧盟内的右翼民粹主义实力会进一步昂首。在这些推举中,执政各党假如再度呈现得票滑铁卢,现执政联盟仍然有提早崩溃的或许,即使现政府能坚持完结任期,在未来三年里,进入退隐倒计时的默克尔也逃脱不了“跛脚鸭”的命运。并且,在德国经济学家看来,在中美交易争端加重以及英国“硬脱欧”危险布景下,尽管德国经济近期不会硬着陆,可是经济增速会放缓,经济景气的不确认要素在添加。由此,德国政府施行添加社会福利以消除德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方针地步会有所缩小,怎么增强社会联合,消弭社会中的两极分化,仍然是德国各界面对的严峻应战。(注释略;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交际方针新动向及我国对策研讨”的阶段性效果,项目编号:14BGJ009

文章来历:《公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03期下;国关国政交际学人微信大众渠道修改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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